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一个身着灰布长衫,声称找“社联的王主席”的中年男子从后门闯了进来,被机警的李汉俊拦住,男子环视四周后方才离去。
以多年秘密工作的经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敏锐地察觉这是“包打听”,建议休会,“分途”转移。十几分钟后,大批巡捕包围了住宅……
这样的谍战类型元素出现在了7月1日即将全国上映的历史剧情片《1921》。根据剧组掌握的日本当局曾试图破坏“一大”会议及马林被追踪等珍贵史料,我们知道,日本警视厅通过对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监视与侦控,获得了中共一大将要召开的情报。
甚至情报中提到的开会地点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都准确无误。只是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才出现了电影开头的那一幕。
事实上,建党初期,由于在年轻的革命者中普遍存在的建党心情迫切、保密知识匮乏,以及自我保护意识欠缺等罅漏,又受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胜利后喜悦的充斥,安全已经被逐渐淡忘。
《1921》对历史真实的还原,让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的人格形象一下子鲜活起来。
也正是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一出紧张刺激的追车戏,不仅大大增加了《1921》的剧情观感和节奏张力,更是通过这一身份将1921年起前后波谲云诡的世界背景,暗流涌动的复杂的国内环境,生动地地呈现出来。
参加一大会议的除了13位中共代表外,还有两位则是来自远方的共产国际代表,其中之一,便是年近40的荷兰人马林。
19岁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马林, 1920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他见到了列宁,因其殖民地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受到列宁格外赏识,并入共产国际领导人行列,随后被挑选赴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选,几经多国驱逐、周转,虽然刚到上海码头,就被密探盯上了。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的马林,先后以“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等多个身份、多个化名,成功地甩掉了“尾巴”。
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一大顺利如期召开了。
在中共一大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的这番话,以进他辗转多国来到中国的经历,正是中国当时国际外部环境的一个缩影。
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并在俄国率先取得成功,俄国也迫切需要将共产主义运动推广到全世界,另一方面,大大小小资本主义国家,又视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洪水猛兽,极力打压和剿灭。
从中国内部来看,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政治,派系林立,四分五裂。不仅军阀之间你争我夺,战争不断,而且南北对立,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你死我活。
外交失败,山东主权无端被日本侵害,使国人之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陡然增至极点。人们迅速意识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把我们解放出来”,“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正是这种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力,不断分化加剧的社会矛盾现状,
《1921》把最浓重的笔墨,留给了“走自己的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的热血青年,不管是清末秀才、社会底层的工人运动领袖,还是新学堂的学生、留学生,冲破混乱统治下北洋军阀的重重阻隔,如海纳百川,殊途同归来到上海,为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打破旧世界,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
而被帝国列强半殖民化正是这个旧世界的一环,影片有一幕,最让人心酸、愤怒又感动的是:
在法国国庆日不小心混入了法租界,庆祝的法国人中,看到所有人唱着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毛润之也不自觉地跟着人流走,结果被保安一把抓下,只能隔着铁门看法国人在法租界内点燃烟花,这是他们的国庆。故地有明月,何羡他乡圆?
毛润之的羡慕变成沮丧,开始了一段奔跑。这一段特写与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将青年毛泽东渴望国家独立富强、奔求救国真理的渴望,予以形象化的影像表达,同时又浓缩表达了五四一代先进青年,堪称“神来之笔”。
实际上,从1920年8月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各地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8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成立。
10月,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李大钊办公室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初冬,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在陈独秀主持下,“广州共产党”成立,先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接任。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帮助下,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国内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旅日、旅法华人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极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会把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外来文化,看成是救国的不二法门?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要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确立自己的奋斗目标?
《1921》或许能给你一个看问题的视角,电影以时代“横截面”的视角切入,置于广阔的国际大背景下,全景式揭开了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
黄轩、倪妮、王仁君、袁文康、张颂文、刘昊然等一批年轻有为、形神俱佳演员,生动的演绎,100年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13位”一大”代表,展开了这些历史人物的丰度,那些彷佛左邻右舍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精神气跃然银幕。
我们特别喜欢的一组情节,由黄轩轩、倪妮扮演的李达夫妇为躲避搜查,搬到一个破旧的住处,他们夫妻现在窗口互相安慰,被对面楼小女孩第一次看见。
第二次看见他们的时候是一个晚上,在二楼的天台上李达夫妇抱头痛哭,唱起国际歌。第三次是一个清晨,熬通宵终于完成当天的工作,李达兴奋地登上屋顶,感觉要拥抱一个新的世界。
在小女孩的视野里,从一楼到天台再到屋顶。
这似乎象征着李达们正在一步步靠近他们的理想。
《1921》中类似的铺垫,还在展现一大讨论环节时,当各位代表都在强调发动工人力量时,毛泽东就提出能否依靠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问题,这自然为之后倡导“农村包围城市”的全新战略思想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毛润之在北大做李大钊助理的时候,就受守常先生的启发,已经做好了深入占当时中国人口90%的农村地带,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并积极筹建湖南的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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